布景：由于我国官方报导的逝世率材料的样本来历不具代表性，而且不同的陈述所选用的调整草率的办法也不同，所以文献报导的自杀率的动摇规模较大。本研讨旨在经过对不同人群自杀率的保存估量来切当了解我国的自杀现状及特征。

　　办法：依据卫生部供给的1995-1999年的逝世率材料，并依据估量的未报导的逝世率及相应的人口数对每5岁一年纪组的、不同性别和不同区域（城市或乡村）的自杀率进行调整。

　　成果：估量全国均匀年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逝世人数为28.7万。在全国，自杀逝世占悉数逝世人数的3.6%，而且是第5位最重要的逝世原因。在15-34岁人群中，自杀是第1位死因，占相应人群逝世总数的19%。女人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首要是由于乡村年青女人的自杀率高。乡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不同性别、不同年纪组以及不同年份相同存在这一差异。

　　评论：人们已逐步认识到自杀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我国共同的自杀特征，因而不该该由于对总自杀率存在争议而延误拟定合适我国的防备自杀方案及其作用的验证。

　　在1999年11月北京举行的WHO与卫生部的协作会议上，我国政府在精力卫生作业陈述中供认自杀为我国优先处理的精力卫生问题之一，而且发布1993年我国的自杀率为22.2/10万[1]。依据这一自杀率进行核算，全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由此可知自杀是我国一个首要的逝世原因。自1987年今后卫生部每年向WHO供给包括自杀在内的逝世率核算数字[2]，可是只要在1999年的陈述中政府高层才初次认识到自杀在我国的公共卫生重要性。

　　虽然能够取得自杀率的官方数字，可是文献报导的我国自杀率的动摇规模很大；例如，文献报导的1990年的自杀率从13.9/10万[3]到30.3/10万[4]。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种。象许多展开我国家相同，我国没有一个完好的生命挂号体系。我国向WHO供给的官方逝世率数字来自占总人口10%的样本数据（样本人口在1亿以上）。由于该样本从逝世陈述准则相对好的当地搜集逝世率数字，因而样本中城市人口所占份额高于全国的实践情况。正如WHO的一些核算年鉴[2]和一些作者[5~7]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城市与乡村自杀率的差异很大（乡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因而用这相同本的自杀率来代表全国的自杀率，会大大轻视我国的自杀率。

　　形成这种差异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疾病担负（GBD）研讨[4，8]和1999年WHO的国际卫生陈述[9]估量的自杀率显着高于WHO出书的核算年鉴中由我国卫生部供给的官方数字[2]。在GBD研讨中，对我国疾病监测点体系的逝世率数字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调整，他们估量1990年我国有34.3万人自杀（30.3/10万）；WHO用相同的办法对数据进行调整，估量1998年我国有41.3万人自杀（32.9/10 万）。依据这些成果——比我国官方数字高40%左右——核算，我国人口仅占国际人口的21%，而自杀人数却占全球自杀人数的44%，我国女人自杀人数占全球女人自杀人数的56%[10]。

　　本研讨的意图是经过对我国城市与乡村、男女以及不同年纪段人群的自杀率做出的保存核算来清楚地了解我国的自杀特征。咱们用卫生部供给的、最新的我国逝世率材料以及国家核算局供给的详细的人口材料和估量的逝世率来核算我国1995-99年的自杀率。随后将在评论中论说这些数据的牢靠性，并讨论咱们对官方自杀率数据进行保存调整后的自杀率与GBD研讨和WHO估量的高得多的自杀率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由我国卫生部核算信息中心供给其统辖的生命挂号体系1995-99年的逝世率材料（依据《国际疾病分类规范-第9版》进行分类）。该材料供给了城市与乡村、男女、18个年纪组（每5岁一年纪组）不同原因的逝世率（一共72组人群）。在这5年期间，该体系挂号了353万逝世事例和7.8万自杀事例，样本人口1.1亿，散布在全国21个省的36个城市和85个县。该材料来历于医师出具的逝世证明书，此逝世证明书应由家族上交给当地公安部门，然后逐级上报至直辖市、省和国家卫生部门。家族只要在递送逝世证明书后才能够去火化或掩埋遗体。

　　在这5年期间，该挂号体系掩盖的城市人口占该体系总人口的57%，可是国家核算局的数据显现同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11]。鉴于卫生部统辖的生命挂号体系掩盖的城市与乡村人口的份额与实践情况有较大收支，咱们依据国家核算局陈述的每年的人口总数[11]，对这一挂号体系每年上报的逝世率数据按性别、年纪组以及城市与乡村人口的份额进行了调整；本研讨依据国家核算局1995年1%抽样查询的成果[11]分配72组人群中每组人口所占的份额（该样本人口能代表全国的情况，被查询人口约1240万）。

　　用国家核算局陈述的年逝世率估量值来核算卫生部生命挂号体系漏报的逝世率。将国家核算局陈述的每年的逝世总数[11]按份额分配到72组人群，来核算每组人群的预期逝世人数；依据1995年1%抽样查询中每组人群逝世人数占逝世总数（逝世总人数为79619）的份额[11]来分配本研讨中每组逝世人数占总逝世人数的份额。然后，经过比较每组人群的预期逝世人数（依据国家核算局的数据）以及依据卫生部材猜中每组人群总的粗逝世率核算出的逝世人数，来核算卫生部生命挂号体系每年每个年纪组、男女、城市与乡村人群的漏报的逝世率。

　　最终，依据核算的漏报的逝世率对卫生部的自杀率数据进行调整，然后依据调整后的自杀率以及每一年每组人群的相应人口数核算出每年每组人群的自杀人数。不同人群的年均自杀人数为这5年相应人群自杀人数的简略均匀数，年均自杀率等于这5年某一人群的自杀总人数除以相应的人口总数。经过兼并相应人群的数目来核算全国、城市与乡村、男女的自杀人数与自杀率。本研讨顶用相同的办法来核算该生命挂号体系其它原因的逝世率。依据1995年人口的散布情况对年逝世率进行规范化。

　　此项研讨的规划、材料搜集、材料剖析、成果解说以及陈述编撰未受到赞助北京心思危机研讨与干涉中心的任何外界资金的影响。

　　如表1和图1所示，咱们发现乡村自杀率比城市自杀率均匀高3倍，在不同性别和各个年纪组人群中均呈现出这一差异。而且，中年今后人群的自杀率开端升高，这一趋势在乡村更显着；乡村年纪别自杀率曲线的升高开端的年纪更年青。由于乡村自杀率高、乡村人口所占份额大，因而全国93%的自杀产生在乡村。

　　女人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一差异首要是由于乡村年青女人自杀率高所形成的。乡村年青女人自杀率比乡村年青男性自杀率高66%；而在城市中年人群中，男性自杀率稍高于女人；在晚年人群中，不管城市仍是乡村，男性自杀率均高于女人。

　　在我国，自杀占悉数逝世人数的3.6%，是全人群第5位重要的逝世原因（表2）。它是乡村女人第4位、城市女人第12位、乡村男性第8位、城市男性第14位重要的逝世原因。关于青年人来说，自杀特别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自杀是15-34岁人群的第一位逝世原因，占此人群逝世总数的18.9%。在这一年纪段，自杀是城市与乡村女人的首位逝世原因、城市与乡村男性的第二位逝世原因（坐落交通事故之后）。在15-34岁乡村女人中，自杀简直占此人口悉数逝世人数的1/3，自杀率是怀孕、临产以及产后躯体兼并症逝世率的7.3倍（37.8/10万比5.2/10万）。

　　这5年期间的年自杀率（依据1995年的人口进行规范化）适当安稳，最低为1999年的22.6/10万，最高为1997年的24.3/10万。这5年期间城市与乡村不同性别的年自杀率动摇规模较大，但四种人群的年自杀率没有一个显着的上升或下降趋势：乡村女人的自杀率为29.3-31.7/10万；城市女人的自杀率为7.8-9.4/10万；乡村男性的自杀率为22.6-25.7/10万；城市男性的自杀率为7.6-8.8/10万。在这5年期间，男女年自杀率之比、城市与乡村年自杀率之比没有显着改变。

　　咱们依据国家核算局估量的逝世总数对漏报的逝世进行调整，这一办法使得调整后的自杀率比未调整的自杀率高18%，但这种调整办法不影响自杀的特征及其相对重要性。对漏报的逝世不做任何调整，直接将卫生部的逝世率数据推行至全国人口，总的自杀率为19.6/10万；相应的年均自杀人数为242,544，占悉数逝世的3.4%。

　　我国是陈述女人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很少数国家之一（其它国家有科威特和巴林[12]）。我国女人自杀率仅比男性高25%，西方国家男女自杀率之比一般高于2:1，有时乃至高于3:1[14]，但媒体[13]更多地重视于为何我国女人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不重视为何西方国家男性自杀率显着高于女人。实践上，所见到的象我国这样男女自杀率之比的反转现象并不古怪，印度和其它一些亚洲国家的男女自杀率之比也较低[7]：依据GBD的研讨[4]，1990年我国、印度和其它亚洲国家和岛屿（如亚洲的其它当地）的男女自杀率之比分别为0.81、1.10和1.48，而国际其它五大区域的男女自杀率之比从2.13（中东伊斯兰教区域）到4.64（非洲撒哈拉以南区域）不等。亚裔女人是自杀行为的高危人群，如日子在西方的亚裔年青妇女的自杀未遂率高于同龄的西方白人妇女[15]。由于我国乡村年青女人的自杀率十分高，才导致我国女人自杀率高于男性这一共同的自杀特征。在许多西方国家，最近几年自杀率有着相反的改变趋势：女人自杀率没有改变或下降；而男性自杀率，特别是年青男性的自杀率有上升的趋势[16]。

　　与自杀率的性别份额反转现象比较，我国乡村与城市自杀率之间的差异更大、更重要，而且在不同人群中均表现出这一差异。简直很少有国家供给其全国城市和乡村居民的自杀率，因而简直没有时机象讨论自杀率的性别份额那样讨论全球规模的城乡自杀率之间的差异。现在有关自杀率的材料首要来自发达国家，有关城乡自杀率之间的差异的报导没有什么显着的特征：一些国家的城市自杀率稍高，而另一些国家的乡村自杀率稍高，可是这种差异随年纪段、性别的不同动摇很大，而且没有呈现象我国这样大的差异——乡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17]。

　　我国乡村与城市自杀率之间的差异在晚年人群中更显着。在国际上简直一切的国家，晚年人的自杀率最高，特别是晚年男性[18]，在这一点上我国亦是如此。我国共同的当地是城乡晚年人自杀率的差异高达5倍。将本研讨成果与其它国家的情况[18]进行比较，发现在一切报导晚年自杀率的国家中，我国乡村晚年人的自杀率，特别是乡村晚年女人的自杀率是最高的。由于这一情况与我国文化布景中的白叟现状相符，因而这一成果特别值得重视。

　　现在有几种理论来解说我国相对高的自杀率和共同的自杀特征[5-7，12，19-22]，可是很少有这方面的体系研讨。绝大多数理论的焦点是我国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展开的时机有限，可是许多展开我国家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同低而且遭受各式各样的家庭暴力[23]，因而这些理论不足以解说我国为何呈现如此共同的自杀特征。咱们以为如下一些假说能够解说这一现象，咱们自己的开始研讨成果也证明了这些假说。在我国没有强壮的对立自杀的宗教或法令禁令，因而当人们有严峻的精力疾病或长时间存在不良日子影响（如无法治好的疾病）时或许会将自杀视为摆脱苦楚、减轻他们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或爱情担负的一种可接受的办法。在这种宽恕的大环境下，那些没有潜在精力疾病的个别，特别是那些社会支持体系单薄的年青乡村妇女，在急性应激状态（如家庭内部矛盾）下会呈现激动性的自杀行为。咱们中心和我国防备医学科学院协作展开的自杀未遂的病例对照研讨[24]发现：仅38%（57/151）的自杀未遂者有精力障碍，而且与患有精力障碍比较，急性日子事情形成的严峻应激更能猜测自杀未遂行为的产生。

　　在乡村区域，绝大多数农人家中寄存有烈性杀虫剂，因而服用农药的成心自伤较常见；服毒最常用的化合物是敌敌畏和对硫磷（有机磷杀虫剂）。由于这种办法的致死性强，而且乡村区域缺少受过杰出训练的、抢救农药中毒的急救医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激动服毒并不想死的人的逝世率会较高。这就导致乡村区域总的自杀成功率升高——由于女人比男性更常见成心自伤——女人自杀成功率相对高，特别是乡村年青女人。明显，对烈性农药的出产和出售进行规范与约束、乃至对这些农药的贮存地址与办法进行统一管理是乡村区域防备自杀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曾经有一项研讨[21]将卫生部1987-94年数据中的自杀率推行至全国人口（没有对漏报的逝世率进行调整），得出全国的自杀率为17.7-22.6/10万，与本研讨中有关1995-99年未调整的年均自杀率19.6/10万挨近。而且，1987-94年的自杀特征与本研讨成果共同。因而，这13年（1987-99）我国的自杀特征适当安稳。不幸的是，由于我国1987年曾经的自杀率数字的牢靠性值得置疑，也就不太或许评价我国最近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给全国的自杀率及特征所带来的影响[10]。

　　其它长时间有着牢靠自杀核算的亚洲国家的数字[25-26]以及东欧的最新数据[27]显现自杀率的显着动摇好像与社会文化的革新共同，因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随同的社会和经济革新也或许影响自杀率。可是对这种改变的方向不清楚：与时期（1966-76）较高的自杀率比较，我国现在的自杀率或许会因政治的安稳与昌盛有所下降，或许由于经济改革呈现新的社会应激而上升。

　　卫生部的生命挂号体系掩盖的规模较大，但或许无法代表卫生陈述准则不健全的、较赤贫的乡村与城市区域。尚不清楚这相同本的代表性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杀数字的准确性，但经过将此研讨成果与我国防备医学科学院所属的样本较小的、更具代表性的流行病学监测体系——疾病监测点（DSP）体系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这一影响不大。GBD[8]和WHO[28]在进行逝世率估量时常用DSP体系的数据，依据DSP体系的数据，145个监测点掩盖人口1000万，每年陈述5万例逝世，这相同本人口是卫生部生命挂号体系样本人口的1/10。咱们将前期研讨[10]中有关DSP体系1990-1994年的数据与本研讨成果进行比较，发现除了DSP数据中城市晚年男性的自杀率较高外，二者的自杀特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依据这两个别系数据核算出的1990年的自杀率是十分挨近的[10]，可是依据DSP体系核算出的最近几年的自杀率低于卫生部生命挂号体系得出的成果：依据DSP数据得出的1995年至1997年（能够取得DSP体系最近3年的数据[29]）的年均自杀率为15.4/10万，同期卫生部数据的调整自杀率为20.2/10万。形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或许是DSP的数据与卫生部的数据不相同，它包括分类“意外逝世，外部原因不明”（在《国际疾病分类规范》中没有该分类），而这一分类中有些事例或许是死于自杀。不幸地是，在出书的年报中没有分性别、年纪组和城乡自杀率做出详细陈述[29]，因而在这篇文章中无法用DSP的数据对不同人群的自杀率进行剖析。

　　评价漏报的逝世率及其散布的办法直接影响自杀率的凹凸，并在必定程度上影响自杀的特征。运用国家核算局的逝世率数据对72组人群中每组人群每年漏报的逝世率做出评价。由于缺少详细的数据，咱们不得不假定每组人群中各种逝世原因漏报的逝世率均相同，而实践情况有或许不是这样。以这种办法对漏报的逝世率进行调整，会导致总的自杀率升高18%；对漏报的逝世率进行调整后自杀率升高的程度与对DSP体系1995年的数据的研讨成果[29]共同，后者运用“捕获-符号-再捕获”办法估量乡村总的漏报的逝世率为13%、城市为15%。

　　这种评价的效度也有赖于死因挂号的准确性。在我国没有规则由验尸官对非自然逝世或意外逝世做出逝世陈述，因而家庭成员有时机去影响医师的死因记载。在我国乡村的一些当地，人们以为自杀逝世者的“魂灵将四处游荡”，这种不良崇奉将会使家庭成员不愿意供认家人死于自杀[30]，城市的许多家庭会由于有家人死于自杀而感到“侮辱”[5]；可是依据咱们自己跟1000余例自杀逝世者的家族攀谈的经历，即便存在这些忧虑，也不会导致经常呈现对逝世原因的成心错分。与规则自杀是不合法的国家或自杀会给家庭带来严峻的社会、经济和法令纠纷的国家比较，在我国成心错分的呈现率较低，这能够部分解说我国的自杀率相对高的原因。咱们中心与我国防备医学科学院协作展开的一项连续性全国意外逝世原因研讨将有助于确认这种错分的呈现率终究是多少。

　　依据卫生部或DSP的数据核算全国各死因的逝世率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两个生命挂号体系所选用的城市与乡村人口的界说与国家核算局的规范不同。核算局将城市和乡镇人口作为城市人口，卫生部和DSP体系的城市数据首要来自大型和中型城市的非农业人口，乡村数据首要来自县和乡镇。因而，咱们将卫生部的城市逝世率数据推行至核算局陈述的城市人口，将卫生部的乡村逝世率数据推行至核算局陈述的乡镇和县人口。这种调整办法不错，但并不是白璧无瑕的。另一个形成紊乱的原因是我国的“流动人口”占的份额大：现在大多数去城市作业的乡村居民一旦逝世则挂号为乡村逝世事例，由于他们的户口所在地为乡村。跟着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住在城市市郊或去城市打工，这种城市与乡村自杀的特征以及其它卫生情况显着不同的现象或许会逐步消失。

　　虽然对漏报的逝世率进行了调整，咱们估量的我国1995-99年的均匀自杀率23.2/10万仍显着低于GBD[4]估量的1990年的自杀率30.3/10万和WHO[9]估量的1998年的自杀率32.9/10万。GBD和WHO对DSP的数据进行了两方面的调整，才形成了自杀率显着升高。他们经过使用一般增加-平衡办法（以及一些其它调整办法）对人口数据[28]进行调整来估量总的逝世人数，因而他们估量的漏报的逝世率比直接从人口核算局数据中核算出的漏报的逝世率高得多，然后用这一高得多的漏报的逝世率来对粗逝世率数字进行调整。例如， WHO估量1998年我国有930万人逝世[9]，而人口核算局估量有807万人逝世[11]，二者相差15%。核算局依据每年1/1000户抽样查询的成果估量总的逝世人数，在该抽样查询中问询每个被查询者在曩昔一年中该户家庭中的逝世人数；这些查询存在回想偏倚，因而或许会轻视总的逝世人数，特别是孩子的逝世。可是在WHO估量的寿数表中把全国作为一个全体看待[28]，不能独自看城市和乡村不同年纪组和性别的估量逝世人数。因而，不能用WHO和GBD估量的逝世数字来估量城市和乡村逝世特征的差异——这一差异关于自杀来说特别重要。

　　GBD和WHO所做的另一个调整是将DSP数据中编码为“意外逝世，外部原因不明”和“其它品种的暴力逝世”的许多事例看作自杀事例[8]。这就导致总逝世人数中适当大份额的逝世被归入了自杀。1990年（GBD的估量）DSP数据[31]中34%（2197/6465）的意外逝世被挂号为上述两类未详细分类的死因，因而这些事例中的许多事例被归入了自杀事例；这种调整使得自杀占总逝世的份额从本来的3.0%（1448/48122）上升到4.6%（2考试界/48122），升高了54%。对1990年的DSP数据进行详细评价后发现2197例未详细分类的意外逝世事例中932例实践是逝世原因不明，而这些事例或许不该被归入自杀事例。到1997年，DSP数据中未详细分类的死因在意外逝世事例中所占份额下降到14%（770/5520）[29]，从头分类后自杀占总逝世的份额从本来的2.5%（1305/51759）提高到3.0%（1568/51759）——略微提高了20%。现在尚不知道这种将未详细分类的意外逝世事例从头分类的办法是否恰当，可是咱们与我国防备医学科学院协作展开的意外逝世研讨的部分成果将能够答复这一问题。

　　不幸的是，有关我国的自杀率还有一点令人疑惑不解，即在最近出书的《2001年WHO国际卫生陈述》[32]中说到我国的自杀率将会升高，与咱们的成果以及WHO曾经的估量成果相反，曾经WHO“依据最近几年取得的我国的自杀数字”陈述我国的自杀率为14.0/10万（未说明详细那年），并以为1988-90年期间我国的自杀率比1996-98年期间下降了17.2%。在陈述的核算附件中估量2000年整个西太平洋区域的自杀率为20.3/10万；可是这一区域76%的人口日子在我国，因而很难依据该陈述中说到的我国的自杀率14.0/10万核算出该区域的自杀率。别的，这一自杀率数字与WHO曾经陈述的1998年我国的自杀率32.9/10万[9]比较下降了57%，而在该陈述中没有对这一现象做出解说。

　　学术界关于我国的自杀人数终究是多少依然有争议，可是关于自杀在我国的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共同的自杀特征很少有争议。WHO估量1998年自杀在我国占悉数逝世人数的4.4%，依据丢失的伤残调整生命年[9]进行核算，自杀是我国第4位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一成果与咱们的研讨成果类似。鉴于这一问题的公共卫生重要性，拟定面向高危人群的、契合我国国情的自杀防备干涉办法并对其作用进行验证是现在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2000年3月卫生部与WHO协作举办了一次防备自杀讲习班，这是迈向拟定国家自杀防备战略的第一步[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