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草根NGO已久的身份问题，最近好像呈现破解的曙光。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剖析会上标明，民政部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安排施行挂号处理和事务主管一体化功能。音讯一出，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将信将疑，这样的音讯现已呈现屡次，这次会有实质性开展吗？有专家以为，民政部再次重提铺开三类安排挂号，标明政府本年现已加速两层处理体制改革的脚步，而这也对未来政府处理社会安排以及NGO才能建造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应战。

　　7月4日，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剖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标明，民政部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安排，施行挂号处理和事务主管一体化功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安排将可直接挂号，改动之前的两层处理门槛。依照现在的规则，社会安排如想在民政部分挂号注册，有必要首要找到事务主管单位，许多安排因找不到政府部分或是具有政府布景的安排挂靠而无法挂号。

　　清华大学公共处理学院立异与社会职责研讨中心主任邓国胜剖析，“民政部又提铺开挂号的事，阐明三个法令的修订进程很顺畅。”在此之前，民政部现已就我国民间安排处理的三个法令：《社会团体挂号处理法令》、《基金会处理法令》和《民办非企业挂号处理暂行法令》进行了修订并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安排铺开直接挂号是修订的内容之一，如获经过，一刀切的社会安排两层处理体制将被打破。

　　到2010年，我国在民政部分注册的社会安排约44万个，其间社会团体24.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5万个，基金会2600多个。而据北京大学我国政府立异研讨中心主任俞可平估量，在我国至少有300万未挂号的社会安排，近九成民间安排处于“不合法状况”。

　　政府部分一般也不愿意作为社会安排的事务主管部分，一是无利可图，二是或许带来危险，影响到本身。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他们往往将上门请求的社会安排拒之门外。大批民间布景的社会安排想获得正式资质困难重重。

　　大部分无法经过民政局注册的民间安排为了持续生计，他们或在工商部分挂号为企业，按章交税，从事公益服务，却还要交税，关于募款原本就很不容易又没有赢利来历的NGO来说担负不小；更多的则是不注册法人，成为黑户。为孤独症儿童服务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讨所，从兴办以来一向以工商注册的企业名义运作，“（咱们）一向在尽力，请求的主管单位也历来没说不可，但便是一向有各种原因让咱们不停地修正材料，所以，到现在仍是企业身份。”“星星雨”主任孙忠凯标明。

　　面临公益事业和社会安排的蓬勃开展，单个地方政府首先试水改动一刀切的两层处理体制。

　　深圳自2008年起现已首先对社会安排处理进行探究，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安排施行“无主管挂号”。

　　2010年2月，北京初次清晰社会安排“直接挂号”试点，中关村园区的社会安排建立能够直接向民政局挂号，不再需求挂靠。

　　2010年6月，成都展开社会安排挂号制度改革，工商经济类和社会福利类社会安排挂号时，请求人可直接在挂号处理机关处理挂号手续。

　　本年初，北京民政局将试点推行到全市，规则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四大类安排可直接在民政部分挂号注册。

　　致力于动物维护的它基金便是在这样的布景下顺畅注册的，秘书长方丹介绍，它基金前身是“我国动物维护动物记者沙龙”，这个松懈的安排因为缺少合法身份让他们在展开活动时屡次受挫。本年4月，沙龙决心向民政部分请求获得合法身份。

　　“其时，我对北京直接挂号试点还一窍不通，原以为向沙龙这样性质的安排有必要挂靠在公募基金会下。”通当方丹了解到北京的新政后，当即决议申报建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政府的工作效率让我很吃惊，咱们4月开端预备申报材料，经过验资后，5月递交了正式请求，一个礼拜就批下来了。”5月20日，方丹从民政局那里拿到了基金会法人挂号证书。

　　但据记者了解，北京市试点4个月以来，现在没有成功的社会安排大有人在。“天使妈妈”基金的负责人邓姐说，早在本年3月就有知道的记者将北京铺开四类社会安排挂号的音讯告知了她，但迄今为止，他们依然未能成功注册。依据记者的了解，成都的试水方针施行以来，也只要两家“无事务主管单位”社会安排挂号成功。

　　针对此次民政部提出的三类安排可直接在民政部分挂号注册，本刊约请我国人民大学非营利安排研讨所所长康晓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清华大学公共处理学院立异与社会职责研讨中心主任邓国胜作为观察员进行点评。

　　民政部提出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安排究竟代表了哪些社会安排？这样的称谓和之前人们所了解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区分标准有何不同？康晓光标明：“我国将社会安排分为三类，即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主要是依据主体特色和功能来区分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的分类是依据服务类型来区分的。依据服务类型分类有助于打破现在对社会安排一刀切的两层处理体制僵局。”他标明，其实政府并非全盘铺开两层处理体制，这次铺开的三个范畴正好是现在政府忙不过来，而社会又有很大需求的范畴，因而政府对社会安排是“选择性约束、选择性开展”。

　　邓国胜标明，这次表态表现了中央政府对民间安排的处理思路的改变。“主席2月在中央党校社会处理及其立异专题研讨班上就标明，要加强和立异社会处理。本年3月十七届五中全会经过的十二五规划主张中也提出要培养扶持和依法处理社会安排，支撑、引导其参加社会处理和服务。5月民政部长李立国在京调研时也标明将学习和推行北京经历，进一步加大社会安排挂号的规模。此次下降挂号门槛，阐明政府对社会安排的处理，从之前的严批阅、宽监管向宽批阅、严监管发生改变。”他说。

　　此前没有注册的“黑户”超越300万，一旦方针铺开直接挂号，是否会形成挂号部分呈现扎堆现象？徐永光以为不太或许呈现，既有的安排会逐步完成注册，新的安排则不会太快发生。“关于草根安排来说，资金是他们开展最缺少的东西。假如政府和公募基金会不能给予他们资金的支撑，他们的开展仍是会比较难，更不会呈现井喷式增加。”徐永光说，除了下降挂号注册的门槛外，还应该给社会安排在公募资历、购买服务以及赞助奖赏方面给予支撑。

　　邓国胜以为，此次思路改变，对民政部分是一次应战。“现在政府的监管才能跟不上社会安排的开展，有的省民政系统管社会安排的监管部分只要十几个、几十个人，面临不计其数的社会安排，底子管不过来。”但邓国胜一起标明，轻批阅重监管并不等于干与NGO的内部事务，而是重在对其行为的标准；另一方面，NGO的标准不只要靠政府，还要靠社会民众监督和内部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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